翻天覆地 举世瞩目——全面回顾中国高等教育70年
70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高等教育战线的不懈努力下，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70年来，构建了基本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大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一、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
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49年，我国高校数量为205所，教师为2万人，本专科学生为11.7万人，毛入学率为0.26%；2018年，我国高校数量为2663所，教师为167.28万人，本专科学生为3833万人，毛入学率为48.1%。现在，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有48.2%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3.6年。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素质，有力地推进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70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各类高等教育，增加高考招生人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发展。1983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此后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推进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各省份、高校积极行动，扩大招生规模。2000年在校本专科学生人数达556.1万人，2002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面对我国人口众多，高等教育需求量极大的现实，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就开始探索职工大学、农民高等学校、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各种办学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多种形式办学蓬勃展开，其中最突出的两种形式是广播电视大学的产生和自学考试制度的创建。1979年初，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省市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开学。至2014年，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累计培养本专科生950多万人。自学考试制度则是一种全新高等教育形式，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高级人才。至2014年，全国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累计达2.49亿人次，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280多万人，2000多万人获得了非学历自学考试的各类证书。
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中民办高校的作用不可忽视。20世纪80年代，部分热心教育的人士自发创办民办教育，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1998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仅22所，到2018年民办高校数达750所，在校学生数达649.5万，占全国在校学生数的22.95%。
二、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多元发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各行各业需要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才；同一行业，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70年来，党和政府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分类指导等多种方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
针对原有大学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现象，1952年开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道路。其成效突出表现在：一是改变了过去重文轻理的专业结构，加强了工、农、林、医以及教育等学科专业，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二是有效地改善了高等院校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局面。
社会需求是多样的，不仅需要多种学科专业的人才，而且需要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从总体上看，社会需要的人才大体可分为学术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种类型。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为此国家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创立。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提出试办一批专业大学，这是首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提出大力发展高职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此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范高职教育发展，如1996年颁布《职业技术教育法》等。至2018年，我国共有高职院校1388所，在校学生1105万人，占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28.8%。二是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成为应用型大学。2014年初，国务院作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的战略部署，政府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高职院校的发展不同，应用型大学是在原有本科高校的基础上转型发展。在政府的引导下，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正在有序进行。
发展和改进研究生教育，是多元发展的重要内容。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年初，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研究生教育得到迅速而规范地发展。一方面，扩大规模以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研究生在校人数由1978年的1.09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273.13万人，增长了约250倍。另一方面，发展专业型学位以满足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根据国家有关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总规模将达到290万人，其中专业硕士招生占比将达到60%左右。
三、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
资源的有限性和学科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必须突出重点。高等教育重点发展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通过重点发展，培养一批高水平人才，产出一批高水平成果；通过重点发展，带动其他高校发展。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至1979年底，全国共有重点高校97所。此外，国家采用其他方式，加强重点建设，如将部分高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在部分高校率先建立研究生院，建设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世纪90年代起，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进入新阶段，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20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取得了好的成效。
重点建设带来重点发展。这些重点建设的高校，由于得到了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迅速，其培养的拔尖人才、产出的高水平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国家建设。例如，我国高层次人才60%以上集聚在高校，基础研究和国家重点实验室60%以上建在高校，国家科技三大奖60%以上由高校获得。
1949年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仅为66篇，2018年则高达60多万篇。70年来，我国在《自然》《科学》《细胞》世界三大期刊上发表论文2362篇，其中2018年发表332篇，占这三种期刊当年全部论文总数的15.39%。这些成果主要来自重点高校。
四、高等教育的开放发展
国际化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特征。我国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并确立了“政府与民间并举、双边与多边并行、兼顾战略平衡、保证重点、注重实效”的工作方针，不断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紧紧抓住与苏联、东欧国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开启开放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紧迫性，有关部门制定了近60个文件。高等教育开放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78年到2018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其中432.3万人已完成学业，这些人里面有365.14万回国，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第二，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2017年的数据显示，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为23911人、日本学生为14717人、法国学生为9948人、德国学生为7814人、英国学生为668人。第三，开展境外办学。境外办学主要采取建立分校、创办孔子学院等方式开展。至2018年6月，全国84所高校在境外举办教育机构和项目128个；至2018年12月31日，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84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第四，中外合作办学。截至2014年4月，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1979个，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近45万人，占全日制高校在校生规模的1.4%，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150万人。第五，参与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通过对外开放，发展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取得了话语权，发出了中国声音，并为世界接受与认可。
五、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短、基础薄弱，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我国高等教育70年，是不断改革创新的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改革创新的新阶段。以五次教育大会（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逐步深化。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体制改革是关键”。体制改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办学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突出表现在民办教育的兴起上。政府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他政策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出资、捐资办学，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办学分类管理，规范运行制度，民办高校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第二，管理体制改革。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从“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转变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持续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目标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经费筹措体制改革。在过去高等教育完全由中央政府出资，因此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元投资体制。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地方政府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二是建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补偿制度，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三是通过社会力量办学，发展民办教育，广泛吸取社会资金。
第四，招生就业体制改革。这方面的改革着眼于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察综合素质和能力；实施分类入学考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就业体制改革着眼于改变过去统一分配的体制，实行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机制。
第五，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这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后勤社会化等。
六、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展望
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更好地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今后重点要抓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快“双一流”建设。世界上任何高等教育强国，都有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入选“双一流”建设的137所高校，多数已通过中期检查，建设效果良好。今后，国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并进一步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学校的整体建设和发展。
二是向应用型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需要高水平的学术型人才，而且需要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改变以往人才培养的弊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提出了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今后，要进一步认识转型的重要性紧迫性，克服路径依赖，转变教育观念，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制度、环境，在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提升。
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创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例如，改革办学体制，以拓宽资金渠道；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以理顺关系，增强活力；改革投资体制，以强化绩效管理，优化资质配置；改革招生就业体制，以促进教育公平；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进行综合改革。综合改革要回应人民对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期盼，解决人民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如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人民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等。改革千万头绪，要找到突破口。综合改革可以“管办评”分离为突破口，真正把办学自主权还给高校，激发办学活力。教育教学改革可从个性化教育开始，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任何大的成功都是时代给予的。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积极探索，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献君教授）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