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言论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要聚焦四大重点创新突破

当前，各地推出系列政策举措，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高校。笔者认为，此系统工程要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高校还应聚焦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师队伍等四大重点，精准发力，强力推进，创新突破。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前提是应用性本科专业建设。高校要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对接产业和行业需求设置应用性本科专业。要聘请更多行业企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学校的专业设置评议论证，拓展现有专业内涵，增设一批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的新专业，提高应用性本科特色专业、优势专业的集中度，形成地方（行业）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应用性专业集群，促进人才培养类型结构调整，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创新创业人才。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基础是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重构。高校要突破现有学科框架，紧密结合行业产业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建设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重构课程体系。要更加突出以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为导向，科学制定符合应用型人才成长规律的多样化培养方案，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增设实践类课程，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扩大学生在实务部门和企业的顶岗实习规模，明确毕业设计基本要求，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以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改革，按照科技发展水平、产业发展需要和职业资格标准设计优化课程结构，整合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核心课、专业技能应用和实验实习课，形成以用为本、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群或课程模块。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行业企业协同建设课程资源机制，合作开发在线开放课程。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实质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校要全面推广系列“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成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行业企业的融合发展、协同育人，共同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共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行业发展和用人部门实际需求无缝对接。要依托实务部门和行业企业建立人才培养和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大型实验实习实训中心建设，探索建立校企合作的二级学院，实现高校与企业全方位、实质性合作。研究生层次人才培养要推动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培养面向生产技术和管理一线的高层次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创新创业人才。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高校要紧密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培训，组织教师到实务部门、企业生产一线实践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和工程实践能力，建设一支教师和工程师资格兼具、教学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兼备的教师队伍。要支持教师参与实务部门、企业急需的应用课题研究和技术研发，聘请生产和管理一线的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承担相关课程教学，并作为青年教师实习导师。要改革教师聘用和考评机制，完善应用型教学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张大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中国高等教育）

规划参考

 “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宏观政策方向解读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蓝图，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滚动的总体谋划，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2020年前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也就是一大目标带三大举措，其中，战略目标有2020年时间点，而改革、法治、治党三大举措没有时间点，将是相当长时期全党全社会共同的任务。本文拟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及“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和政策要点入手，从政策文本解读角度来谈谈理解和体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教育做出了五大部署，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主题，分别对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五点内容，在接下来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文件中不断细化推进。值得重视的是，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这个点上，增加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的要求，我们不要将其窄化为德育工作，而必须当成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社会系统工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第一层面是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全面创新育人模式；第二层面是以促进公平为关键，多方位缩小教育差距；第三层面是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龙头，优化教育结构体系；第四层面是以管办评分离为重点，改革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特别是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教育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有序，指的是在宏观政策法规调控之下推进；开放，包括对内对外开放，对内是向民间资本开放，同时对国外优质资源可探讨合作机会。

接下来，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与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一致，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两次全会文件是姊妹篇，改革和法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一方面破除前进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及时固化上升为法律；一方面从改革当中寻求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从法治方面获得可靠保障。四中全会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作出了全面部署。这就要求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对依法推进管办评分离，依法保障学校和师生员工权益，深度参与全社会法治宣传教育，公平诚信建设和国民道德建设等内容，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学校要为法治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持，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教育系统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从现在做起，从细节做起，这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未来五年。“十三五”时期与2020年建党一百年的时间点相重合，我国要达到什么目标，怎么走才能达到目标，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非常关注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一发布，海内外各界都感到耳目一新，这次的五年规划，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用重大理念引领攻坚克难的规划。规划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也包含促进每个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体现阶段性特征，又体现在人的发展方面的务实精神。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设计“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创新发展解决的是寻求新发展动力的问题，协调发展解决的是增强发展平衡性的问题，绿色发展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开放发展解决的是健全内外联动机制的问题，共享发展则解决的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教育既是国计，又是民生，按照中央的部署，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将显著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国民素质包含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等，都离不开教育这个根本。

“十三五”规划《建议》部署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亮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教育改革发展发出了新动员令，明确提出“提高教育质量”这一主线，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阶段。在重大教育政策举措方面，《建议》的部署具有六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拓展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范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建议》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改革，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这种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纵横交错，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相互贯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场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网络教育等相互衔接，使得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环境能够越来越优化，这是从十八届三中到五中全会一以贯之的要求。

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还特别要求，“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文化人才培养，⋯⋯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普及科学知识。倡导全民阅读。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这充分表明，教育不仅是为共享发展来提供重要支撑，同时还要面对服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的多重使命。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条的表述修改为“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战略思路和决策意图适时固化为法律。

第二和第三个亮点分别是“促进教育公平”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两点是一套“组合拳”，包括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乡村队伍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导向显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制度本质特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在教育政策全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国《义务教育法》、2010年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我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政策措施，都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重要目标，阶段性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要强化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定责任，努力办好每所小学和初中，使得每个孩子获得平等就学机会，不因为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家庭背景而在就学机会和学习质量方面产生过大差距，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有质量的义务教育。同时，《建议》提出要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全覆盖”体现为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阶段）。公共教育资源对困难地区和群体的倾斜、帮助、支持，将在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持之以恒推进下去。

《建议》提出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与201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相比，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要求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始，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以定向定点方式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困难。同时，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也需要迈开步伐，一些学校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尝试。当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学生发展层面，不应把所有学生都捆绑在升学竞争上，而是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发展需要，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在学校发展层面，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进一步扩大优质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第四大亮点是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混搭”部署。《建议》要求提高高校教学和创新能力，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实际上，在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教学改革并不是目的，而是要提高高校的创新能力，对于部分高校来说，还要涉及“双一流”建设。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给出一个阶段性目标，也明确了一系列改革任务、建设任务和支持措施，今后需要逐步明确标准，框定程序，进行甄选，争取财政支持，开展运作过程中的评估。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职业教育寄予厚望，他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评价职业教育质量，归根结底还是看用户认定，看是不是能让受教育者获得相对比较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因此，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本之策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如果没有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只靠财政拨款，任何国家也办不好职业教育。不同类型职业学校都有条件创建国际国内一流，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像生命线一样。

当然，一流职业学校评判标准与研究型大学有区别，应用型、职业型、学术型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是可以“混搭”、共同探索的。也就是说，《建议》强调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不仅指高等教育，还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连通。为此，《建议》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部分地方普通高校趋同化现象突出，受到就业率低迷等问题的困扰，急需创新发展路径。根据中央的部署，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最近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列出了转变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任务，有关高校还需要结合不同地区和学校自身的实际，深入思考什么叫“具备条件”，什么时候能够“具备条件”。向应用型转变是一盘大棋，必须把它下好。

第五个亮点是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建议》在重申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类似“零存整取”的“学分银行”，然后强化以推进教育信息化为依托，发展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明确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意图。2014年，经过党中央审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是夯实基础，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和破解择校难题；二是系统设计，改革高中及以上阶段考试形式和内容；三是多措并举，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和学分转换机制。目前，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准备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一系列改革将在2020年前一步步落实到位。这将是从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到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整体设计，而不能窄化为高考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是目的，学分累计制度搭建也不是目的，目的就是拓宽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通道。

第六个亮点是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这是中央第一次把“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何谓多样化服务？就是从纯公益到纯营利的教育之间有一个光谱，中间还有准公益的、半公益的、非营利的、准营利的、营利的。但是目前光谱中间段有些还不太具备合法性，只有两端有相应法规能够适用，一端是公共教育，另一端是工商注册的市场化培训行为。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写到中央文件当中，非常具有前瞻性。按照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各地将因地制宜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对内对外开放度更高的教育服务业释放更大活力，必须反思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教育，关键在于精准锁定、适应、引导、激发、制造用户需求。民办教育也有提供慈善性教育服务、基本或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非公共教育服务的多条路径，公共财政可有区别地选择购买、资助和补贴。其中非义务教育是多种服务并存、融合、竞争的平台，用户需求将成为一切服务供给模式生存发展的基石。

“十三五”时期全国教育系统的重要使命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三五”时期全国教育系统将承担以下重要使命：第一，提高教育质量（包括促进教育公平）；第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第三，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涉及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归根结底，就是要不断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此，即将出台的全国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至少有三个上位文件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一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二是全国人大将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三是已执行五年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今后五年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新部署新要求，滚动更新、继续推行。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的基调，“十三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方向，将以提高质量为主线，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加强法治为保障，在显著提高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方面迈上新的台阶，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

谋划“十三五”时期的教育改革发展，可能需要统筹考虑以下八个方面要点：第一，重视各地2020规划纲要中期评估，逐项梳理总结经验；第二，把握党和国家新的顶层设计，注意兼顾国际视野；第三，呼应“五大发展理念”，教育系统内部外部同时发力；第四，更加注重内涵发展，精心设置重点项目工程；第五，基于服务属性分化，加强供需模式改进；第六，坚持公平与质量的基本政策价值取向，强化普惠施策与重点支持；第七，改革深水区选择突破口，做好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第八，强化制度建设与体制机制创新，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作者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文章摘自《中国高等教育》，有删节）

高校“十三五”规划如何避免成为应景之作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做好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对于各高校深化综合改革、促进内涵式发展和提高办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关系导致高校自身发展迫切需要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来引领，同时，国际、国内同行之间的竞争也促使高校积极认真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笔者试从坚持问题导向、应用科学方法和加强关系协调等三个方面浅谈下如何做好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

坚持问题导向

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为导向，有利于高校认真思考“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想去哪儿？我怎么去？”等基本问题，更好地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更好地明确自身定位与目标，从而更好地从实际出发，谋划未来发展。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导向：

一是面向世界与时代的问题。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高校更要面向世界和时代需求，谋划好未来的发展道路。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高校要思考如何在强大的国际人才竞争、学术竞争的压力中脱颖而出或者有所突破，更要思考如何为人类的文明、世界的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问题。

二是服务国家和区域的问题。国家和区域的需求，是高校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服务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是高校应尽责任。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阶段、也处于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攻坚时期，高校所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是高等教育的人才质量和层次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十三五”期间，高校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思考如何为国家和区域培养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的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是审视高校自身的问题。不同高校，由于历史、环境、机遇和投入等各方面的原因，自身条件各不相同，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存在问题各不相同。因此，高校要认真审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自身的问题出发，面向未来，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争取资源，加强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争取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应用科学方法

不少高校的战略规划只是应景之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高校的战略规划存在着“规划：全是鬼话”、“规划：墙上挂挂”等问题。究其原因，缺乏科学的规划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高校的“十三五”规划要注意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编制，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性与可行性。

高校的“十三五”规划可以考虑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规划、统计等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具体而言，可以院校研究方法为基础，在院校基础数据分析的驱动下，合理运用SWOT分析法、标杆分析法、战略地图法、关键绩效指标（KPI）法等相关方法与工具，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去编制一个科学的“十三五”规划。

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以高等学校管理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提供决策支持，以达到解决实践问题，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目的。院校研究在西方广受重视，尤其是美国高校普遍建立了院校研究办公室。中国大陆高校对院校研究近年来也逐渐重视，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了院校研究分会，开展了不少的相关研究和推广工作。建议各高校发展规划部门以统计和数据分析为基础，逐步建立学校数据分析系统和院校研究工作体系，以此来支撑各高校的战略规划编制与实施。

在院校研究的基础上，可以综合运用战略和组织管理的一些方法和工具，进行高校“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例如SWOT分析法可进行高校的环境分析，对高校自身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认识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对策等；标杆分析法可将学校各项活动与从事该项活动最佳的高校进行比较，从而提出行动方法，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战略地图法可让高校更好确定愿景、目标、关键战略主题以及支撑要素等规划核心要素；关键绩效指标（KPI）法可帮助高校将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建立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当然，所有的方法和工具都是辅助性的，只有运用得当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加强关系协调

高校的“十三五”规划广受政府、社会、高校内部和各方面的关注，因此，要注意规划制定中的关系处理与协调，促进规划制定者、实施者、监控者等有效的把握战略规划的内容，及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责任和利益。具体而言，要厘清规划中发展目标与约束条件，长期、中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利益相关者，制定、实施与评估等方面的关系，从而有序、有的放矢地制定和实施规划。

一是发展目标与约束条件的关系。一方面，发展目标要有一定的超前性，着眼于高校的发展愿景进行设定；另一方面，发展目标也不能设置过高，超出学校约束条件的范围，那样的话目标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目标设定要与条件约束紧密结合，考虑约束条件的突破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设置可能突破的发展目标。以“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为例，根据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国内一些高校盲目提出短期内实现若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的规划，实际上学校自身的学科水平距离世界一流学科差距不小，同时在师资队伍、研究经费、人才培养水平等各方面约束条件限制了其短期内突破的可能性，其学科规划的目标设定也就难于实现了。

二是长期、中期与短期的关系。英国高等学校战略规划指南认为在规划过程中区别以下几点很有益处，即明确学校发展方向的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长期规划，为了实现长期规划的较短时间的奋斗目标，和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操作性行动计划。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的长期规划、中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长期规划确定愿景与目标，中期规划确定实现远景目标的阶段性目标与战略，而短期计划则是切实指导学校发展的近期行动指南，属于战略与战术的有效结合。有些高校缺乏对战略的研究，而有些高校则缺乏对战术的研究，哪一方面的缺失都无法保障学校的科学发展。高校的“十三五”规划作为一种中期规划，要处理好与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之间关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高校的战略规划是一个学校发展的整体框架，其往往涉及到高校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方面面内容。如何做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和协调是有效发挥战略规划效用的关键。规划的整体设计要关注局部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存在的弱势，而局部的规划又不能离开整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二者需要做到相辅相成。另外一方面，高校自身整体战略规划与院系局部规划也是一个整体与局部的问题，学校整体战略规划的实施与实现有赖于所有院系局部战略规划的实施与实现。国内高校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校制定了较好的整体战略规划，由于缺乏院系规划的有效支撑，最终导致学校整体规划无法得到落实。因此，在编制高校“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注意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促进高校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院系规划的有效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

四是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高校的发展面对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教师、职工、校友、家长、政府、社区、企业等等。大学的发展必须考虑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从而实现其在社会中的引领作用。因此，高校的战略规划必须考虑到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希望和理想，考虑到大学对他们乃至社会大众的责任。学生的利益主要体现在战略规划中的人才培养方面，教师的利益主要体现在战略规划中的队伍建设及科学研究方面，政府和企业的利益主要体现在战略规划的社会服务方面。对于学校“十三五”规划而言，必须理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成为一个有序的、持续的发展链条，在满足三者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推动他们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促进。对于国内高校而言，在“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要摆脱以往大学不重视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增加各方的获得感，保障学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五是制定、实施、监督与评估的关系。英国高等学校规划指南认为战略规划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包括制定规划、形成规划文件、规划的实施和监控三个方面。国内一些高校战略规划的实际情况是，往往特别注重战略规划的制定工作，开展大量的调研与讨论，而等到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往往又束之高阁，实际的实施与运作还是按照原来的惯性在往前走，规划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与评估，碰到问题也没有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规划的中期调整，这种情况值得关注，希望在高校“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获得改进与解决。（作者蔡三发，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文章摘自《里瑟琦智库》）

大学治理

怎样的大学才能在未来生存下去？

大学并没有落后于时代，接下来的十年它会迎接巨大挑战，但相信它依然会熠熠生辉。

人们上大学的感受与100年前的几乎没有差别：先选择学校及专业；进入大学后听讲座，写论文，参加考试，获得学分；最后毕业，进入社会，承担责任。很多人认为要找到工作，必须读个大学。但随着学费越来越高，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于是人们就在想：大学教育到底能给与人们什么？它的价值何在？

富兰克林欧林工程学院院长Richard Miller认为，学生支付巨额学费，只能学到在互联网视频中就能学到的知识、技能，这样的模式不是长久之计。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变成了商品，非常廉价易得的商品，谁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呢？因此我们要寻求改变。

但是如何改变大学？

有关人士预言：在未来的15-20年，大学将会产生巨大变化。教学楼会消失，教授的职能会转变，信息技术会使高等教育更普遍，也更有价值。确实，很多的大学或学院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大学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才更具有创新性和高效性。

应该更加关注技能，而不是学制

对当今大学生而言，学业的成功是用学分来衡量的。待在教室、图书馆，参加讲座，准备考试等等，所有的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获得学分。但获得了学分不代表学生已经掌握了进入公司或企业需要的一切，而雇主们对这一切也心知肚明。Astron Solutions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经理MichaelMaciekowich说，经常听到同事抱怨，在大学生中很难找到一位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缺少内在竞争力。一份调查中显示，60%的雇佣者认为那些申请者缺少人际交流与沟通的能力，他们虽然能够通过专业性的考试，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组织会议，洽谈合同。对于未来的大学生而言，这些只有通过实践获得的软实力，应该重点掌握，而不仅仅只关注学分。

大学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些软实力，并且开展了专门的课程，旨在能够帮助学生获得工作必备的技能，使他们变得更有竞争力。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网络分校第一个获得联邦政府的许可，基于实际学习成果来授予学位，改变了传统的以学时为基准的方式。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学生不是抽象地学习数学，而是学习如何通过图表来传达相关信息，以及如何与他人沟通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大学也会根据市场的需求、雇主的具体需要定向培养学生，使培养的学生具备他们所需要的技能。这样的现象在美国大学越来越常见。

混合式教育的出现

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网络教育，有人认为它可能完全代替实体的校园和教授。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在大学课堂上，学生之间可以进行情感的交流，创意的激发，形成人际交往圈，这是网络课程教育无法提供的。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在大学上四年课。导论性课程完全可以通过大规模网络开放课（Moocs）或者在线培训课程来提供。乔治敦大学兰Randall Bass教授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新生事物的出现，所有新的学习方式都在大学里展开，这促进了一个新的学习生态系统，新的学习环境的生成。Alssid表示：未来的教育模式将会是一种混合型，融合了校园教学与网络教学。

新专业的产生

密涅瓦项目的创始人Ben Nelson表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的各个专业也在进行重组，整合。事实上，雇主们对申请者的学习专业并不是那么意。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93%的雇主表示更加关注申请者的批判性思维，人际交流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而不仅仅是他的专业。他们更希望看到反应灵活，拥有多种能力的申请者。Randall Bass认为，跨学科学习会促进新兴领域的出现。例如：生物学可以融合全球健康，神经科学和创业学等，这样的新领域会冲破原有所谓的学科的界限，融合重组成完全崭新的范围。

大班教学的死亡

你可能会好奇，在新世界中，学生将在哪里以及如何学习流动的不固定的知识。Weise认为，时代的变革对于大学来讲构成了威胁。但由于信息知识的泛滥成灾、唾手可得，是时候开展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了。这种基于项目（Project-based）的大学教学环境看起来更像是幼儿园的教室，而不是大学的课堂。Bass认为，这种教学环境更有益于师生的指导、交流，更像是一名医生带着一群实习生。这样的环境并不是要削减大学教师的数量，相信在未来20年里，在一个再中心化的，更加项目导向的教学环境中，经过严格训练，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员仍然是教学的中心环节。许多教授已经了解这样的变化，并对这些作出了回应与准备。

大学也将面临“伤亡”

一些院校不能经受时代的挑战而被淘汰，变化是迅速而猛烈的，很多机构将会被合并，甚至完全消失，但生存下来的都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大学必须被珍视，被保存，因为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学，因为只有历经风雨的大学才能屹立不倒。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同时保持本真，不被纷繁复杂的外界所干扰，继续探索高深学问，这才是大学。正如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所说：在人类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摘自《里瑟琦智库》)

学者声音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年进展与

高等教育未来方向的基本判断

   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怎么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这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人，都会不断追问、反复思索的问题。乐观者说，这是高等教育最好的时代，这是成绩显著的时代，这是奔向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悲观者说，这是问题多多的时代，这是大学之道丧失、功利主义盛行、高等教育浮躁的时代;激进者说，中国高等教育病症不轻，必须动大手术;平和者说，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时间去慢慢化解。社会上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说如此种种，纷纷扰扰，让不明就里者如坠云里雾里。而中国高等教育不论“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面对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默默前行。

　　应该说，不论乐观者的颂扬、悲观者的失望，还是激进者的抨击、平和者的耐心，凡抱着诚意理性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人，都是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关心甚至殷切期望。现代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表达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也绝不会因沸沸扬扬的评说而踯躅不前。目前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表面喧嚣的各种说法中静下心来，理性探讨，认真反思，想想我们正在哪里、要去哪里、应该做些什么。

　　在此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年来的实施进展进行“第三方评估”，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作为“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我们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但作为第一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当年《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时的直接参与者，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5年后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进行评估，并尽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其实，目前在我国出现的种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议论纷争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英国的纽曼在1850年代以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理想对抗斯宾塞等人的科学实用主义教育观;1960年代的英国人为要不要举办“开放大学”以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发生的争论;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言及的1960、19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让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等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同样经历。

　　在西方学者那里，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霍奇金森和布洛伊，1971)或“合法性危机”(霍夫曼，1970)，此种现象折射的是“社会和职业界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高等教育“本体危机”的著名论争，都发生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危机和论争过后，各国高等教育也都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了一步。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崇尚科学实用主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引发了“纽曼们”的担忧，但纽曼在1850年代发表的“大学理想”演讲，却无力阻挡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也无力阻挡应用科学研究成为英国新大学的职能。1950、196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中的种族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叠加在一起，同样以一系列震动的形式“粉碎了学术界的一贯自鸣得意”(布鲁贝克，1978)，引发了197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可靠性”的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1]2，进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性质和制度结构上的某些变化，如在很多州，黑人首次有权进入大学学习，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如果人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这样规律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中对高等教育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也就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了。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给高等教育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大致来说，社会转型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高等教育转型是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种种变化叠加导致的高等教育“身心”的不适应、打开国门之后看到新奇的高等教育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注意：新奇、新鲜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事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事物)、对所谓西方“先进理念”或“先进经验”的饥不择食与未能理解透彻的“囫囵吞枣式学习”、意识先进者和意识落后者的观念冲突、急欲发展和急于“超越”但自身现实基础条件不足的紧迫感等等，则构成了各式高等教育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要判断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仅有上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答案。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时期都会存在“本体危机”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尽管转型时期的“实践混乱”和观点论争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但仅用“转型”来做笼统解释，还是无法完全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要去哪里、该做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疑惑。

　　进一步说，尽管世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相似性和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动因、路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每一次转型发展，都是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与未来选择的矛盾力量“拉扯”中，为解决本国具体现实问题和特殊实践问题而发生的转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想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做出更加具体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必须解答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特征以及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而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可比经验，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必然前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与上述言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相比，更具有“中国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这是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年来进行评估的大前提。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审视《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进展，是我们进行评判的起点，脱离了这一视角，就很可能走上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今不如昔”的论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解读，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个主题展开。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暂且只能从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提出两点宏观层面的基本判断，供读者参阅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可以归结为：

　　第一，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标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绝不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是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临的压力。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至少隐含着4个层面的重要问题：①表层实践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多做什么、应该少做什么?②中层理论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应该多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少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③深层理论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保证高等教育实践“稳定性”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一个“改革”的呼吁和浪潮之中，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你能希冀一个经常变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吗?④回归实践主体自身，这一时代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符合时代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或社会历史经验而选择了这些价值理念?

　　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复合词组作为定语，来观察分析并划分西方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伴发展的历史过程，可将相应的历史时期划定为18世纪启蒙运动到1960年代这大约200年的区间;启蒙运动前的西方高等教育时代主要是教会把控下的经典大学时代;1960年代以后的西方高等教育则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可将其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后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在上述每个历史阶段，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都是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也是多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主流是什么，也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或社会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将被那一时期的历史铭记，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那一时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启蒙运动到1960年代之间，在欧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①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古典自由教育相对式微，适应近代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学院、专业教育的规模数量不断增多。在英国，1850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衰微的时代，而几所苏格兰的“新大学”由于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大学，当时苏格兰的“新大学”模式也被移植到了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在启蒙运动到1960年代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以纽曼为代表的自由教育的“捍卫者”，提出的“绅士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成了工业时代实用科学教育“洪流”兴起的陪衬。但也不容否认，纽曼等人的“呼吁”也确实起到了“警告”科学实用教育不要过于“猖狂”，“警告”专业教育不要走向过于片面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依然会有人经常怀念“纽曼时代”的大学理念。②政府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取代以及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如很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会干涉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国，也通过1862年、1890年两个《莫雷尔法案》，来鼓励发展农工专业教育;③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传统大学不得不纷纷“走出象牙塔”，等等。上述发展特点之所以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铭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流。也可以说，这一时代的西方高等教育与经典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那么现在，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应该更注重观察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及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转型时期经验?还是要大力倡导回到西方经典大学时代，或者不加选择地照搬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成熟时代的高等教育经验?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中西比较非常笼统、非常机械，科学性并不充分(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论证需另文阐述)，并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进程杂糅推进，比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更为复杂。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要尽量把每一个西方高等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发生过程、后续效果等认识透彻，然后再根据自身条件来判断是否真正“为我所需”，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以及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我国前些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选择做的其实并不够精细。对待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很多研究是不做深入分析、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学习方式，把从古到今的西方经验全部“吃进肚里”，不仅“消化”起来难受，而且还导致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论中，出现了很多极不“专业”甚至毫无道理的说法，乃至苛求。

　　由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发展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得不更多依赖观察和借鉴他国经验而求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地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只有具备了明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偶然现象与必然现象的能力，才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进而也才能尽快摆脱议论纷争困扰，集中精力办好该办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新境界。

　　第二，当高等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之时，其实系统、科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制度都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按照马丁·特罗在1962年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观念、评价模式等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当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引进我国伊始，人们只关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规模”的描述，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质的规定性”。在我们看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理论”的真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正是他提到的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之外的那些变化(但近年来我国很多人只是把眼光盯在那些不断跳跃攀升的数字上)，他的观点对于“后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来说，具有极强的“预警理论”功能。更明确地说，当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后续的那些变化不能及时跟上，将会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化解，最后可能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如1968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法国旧的教育体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集中到“体制”问题上，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基本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又推出了与体制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综合改革方案”。其实，上述“切入点”依旧没有摆脱从体制改革切入的思维方式。我国高等教育走到现在，体制上的障碍并没有彻底解决，但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转化到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根本命题上来，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与质量提升实现有机的结合，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应该承认，在强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大背景下，体制问题遮蔽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涉及最微观的若干质量问题，如教学投入、教育教学方式、学生学习体验、课堂教学等，都缺乏应有的重视。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在我国开始热门，很多人误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规模数量增长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矛盾。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地凭感觉判断，如果人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质量下降”问题进行讨论，只能说明人们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导致用“质量下降”问题遮盖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真正核心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看来，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质量、各项教育工作协调运转的质量，也包括高等教育各项体制与制度的性质和“质地”，还包括高等教育与本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幸福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复杂含义。目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上述内涵的后两个方面，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少数精英人才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讲究人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的分层、分级，提倡“奖优罚劣”等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制衡力量，精英高等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走向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提倡不分身份、地位、等级的教育平等权利，提倡主体的自主、自立、自强，提倡教育为社会、为大众服务。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观点的文章名为《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含义即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即为人民大众的平等、民主权利和生活幸福服务。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我国从不缺乏。建国以后到21世纪初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资源缺乏而导致必然要经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但以前的计划体制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导致产生了一些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了实现的基础。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也必然意味着要对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部分理念和制度，尤其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自2002年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正处于这个复杂变化、多重任务、多方面转型的改革发展时期，需要调整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的主要原因。而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整体缺失以及新的质量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也导致目前出现了一些实践混乱、非议增多的现象，尤其是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201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给速度正在加快，全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念有了切身感受和需求，尤其是走“内涵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使得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充满了期待。我们也相信，在未来5—10年内，随着新旧制度体系转换完成，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也度过目前的转型期，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一定会顺利度过。

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全面、完整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在评价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时，也会出现多种的声音。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之后，高等教育的“危机论”始终不绝于耳。再如，在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会员国最后签署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明确提出世界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即：财政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三大危机”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预警作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对《教育规划纲要》进行5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究竟是采取西方的评价视角，还是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是我们课题组在动手之前一直思考的方法论，最终，我们没有采取西方惯用的“危机理论”。我们之所以采取相对正面的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议论多、评价各异，是好现象，至少说明很多人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也说明高等教育批评的言论渠道是通畅的;转型时期的某些争议可能会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消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即使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由于原来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走样或异化”的现象。因为从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更多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对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还缺乏清晰的判断。因此，面对各种争议，尤其是一些重要议题争论，可以暂时搁置，等待实践发展去检验。

　　其二，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即使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在原来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总体水平逐步提升，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不断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另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相比于西方高等教育近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用30多年时间打造一套成熟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时间上显得不太足够，尤其是社会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许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正在路上，相当一部分想法和举措还都在探索中，距离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水平，会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以往改革进程中尚未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包括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其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体细节方面的评价，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和评价内容来说，这里已经无需多言。我们仅以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为例，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看近几年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从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来说，科学合理的“最优选择”，必然是专业评估以及社会各界公共评判的有机结合。之前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的方式一直由教育管理部门负责，采用专家咨询、专家建议的办法，近几年来，在“管办评分离”改革进程中，教育部首次采用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期的教育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开评价结果，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透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其历史价值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充分体现。

　　2010年制定的《教育规划纲要》，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出台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策文件。《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是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方向，其中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也非常具有针对性。5年来，针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校积极进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实效正被人们体会和“分享”。

　　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之际，按照《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的要求，教育部统一部署了对教育各领域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工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高等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课题任务。

　　从接受评估任务伊始，我们就深知肩上责任重大。因为：其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重转型、复杂变化的发展状态下，厘清纷乱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表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评价，并给全国人民一个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交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其二，教育改革发展评价从来不是回顾过去、陈述事实、总结成绩与经验、诊断发现问题那样简单，在教育评价的每个范畴、每个对象、每个环节背后，都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未来方向引导的深刻用意。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来说，更像在波涛汹涌、迷雾和暗礁重重的大海上为一艘正在破浪前行的巨轮检修部件、诊断船体健康程度、确定航向方位、校准行进路线，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损失。所以，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做好每一项目的评估，才能不负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信任。其三，在讲究和依靠大数据的时代，仅仅依靠所谓理论家的“感觉”和价值判断已经无法完成第三方评估的目标。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数据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越是微观的数据越缺乏，其可靠性也随之降低。故课题组只能依据有限的“政府文本”和无限的学校案例进行“大海捞针”式的取样进行研究和评判。

　　接受第三方评估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经多次开会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评估研究任务，一是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的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的实施情况、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二是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可比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尊重客观现实和遵循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近5年来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举措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进行“元政策研究”意义上的再检视和再评价，进而归纳、凝练、明晰、校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回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问题。

　　之所以必须做这后面一步的研究工作，一是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日新月异，有必要随时检视反思、重新校准各项实践的行动路径和方向;二是因为我国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大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现状为参照物的，经常忽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忽视对某一项实践举措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科学分析，这对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会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道路自信。而现在的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和基础条件，已经到了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再反思、再审视的时候。这是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期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从2015年5—9月，课题组从高教司负责实施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任务中，抽取近30个观测点，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和分项评估;9月到10月，通过集中研讨，形成了总体的评估结论。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近5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以“大格局”谋划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以“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大协同”创新高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以“大实践平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以“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总体结论，是对过去5年若干做法基本描述，并不代表上述做法已十分完善，我们更愿意说它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发展思路雏形”。另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如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高校活力尚未完全释放、高校教学中心地位仍欠重视、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提出了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相应建议。

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近些年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进行重新检视，课题组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需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尽快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解释。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不仅是一种多元质量观，还是一种平等质量观，更是一种“以生为本、以社会大众为本”的质量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发展形态和实践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层次类型多样，每一所高校的职能任务更加多元，高校办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大众需求，所以不能再以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单一质量标准，去判断和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失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

　　进一步说，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所谓高等教育质量的“优质”、一流大学的“一流”以及高等教育强国之“强”，绝不是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相比较而得到的评价，而是高等教育在满足本国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需求过程中得到的本国社会和国民的评价。扎根本国本地现实，着眼于为本国本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最大努力程度的服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大学走向一流的必由之路。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应该具备这样的道路自信。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工作框架，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任务。其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指师资、场地、设备等达到办学条件基本要求，更是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要进入一种刚性与柔性并重、系统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实践适切、动态评价、大数据管理的全新发展状态。而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在公共管理理念基础上，通过“管办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评估、专业评估机构与制度建设、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来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更需要树立“标准化管理”思维，用适应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国家学历资格与人才标准框架体系”“高校专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标准体系，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提供方向指引和底线标准的界定，甚至还要更“外围”的社会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作为辅助。

　　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2003年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7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甚至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其实都是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5年来，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只不过，在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是各项新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联动的机制，二是旧的制度体系中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旧制度、旧措施还没及时清理。由此，未来几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设计，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统一与联动机制。

　　第三，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我国1990年代进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当时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背景和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下进行的改革。那时，我们并未接触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践现实，也并不接受或者完全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真正含义。特别是1990年代末期，由于全力应付扩招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本应当时启动的各项改革陷于停滞，遗留下很多尚未深入思考和完善处理的问题，如行业办学取消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疏离?高校与社会行业需求之间的关系后续如何处理?绝大部分高校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以后，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以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是否要调整设计?地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地方高校根据地方现实需求开展办学活动?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有十几年，并且很快就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但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感到“别扭”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现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体制和机体系转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在当前有必要重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话题，通盘考虑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转问题。中国若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责权利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政府间、高校、高校间、市场、社会行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和民间要有发出声音的渠道，要逐步扩大民间的“话语权”，最终形成以“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近几年进行的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已经开始为将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搭建了新的制度构架。就政府宏观管理来说，除了走向公共治理，还要改变以前经验管理、粗放管理的传统手段，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大数据管理。此外，在政府传统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要根据“承接者”的自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掌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推进。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就是基于我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提倡多元办学、多主体办学，就是在未来5—10年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凡有利于教育公共福利提升的办学行为，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体系予以保护。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 “财、 税、 费、产、社、基、科、贷、息” 的多种融资渠道以后，各类资金为我国各级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十几年来，除高校生均拨款标准和高校学费方面的几项政策以外，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的过去，地方高校财政投入将会面临较大压力，而某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间融资渠道迟迟难以扩大流量，比如社会捐赠、社会基金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总量能否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是高等教育能否长期稳定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长远考虑，高等教育向民间融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民资进入高等教育，一定会涉及到教育产权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体系和明确的权益责任义务关系，才能让民间资本明明白白投入，放心大胆地支持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由此，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作者邬大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李国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助理教授。文章摘自《中国高教研究》）

   2016年3月5日印